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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胜利率何以不升反降,或实践异乡审判

发布时间:2019-11-28 08:42编辑:国际关系/外交浏览(161)

      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在颁布25年来作出首次修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还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这“药”到底是否对症、剂量如何、疗效怎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昨日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法律专家,就此接受记者采访。

    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

      大河报作为北京之外仅有的三家都市报之一,参加了本次采访,这也是本报今年之内两次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采访。

    胜诉;败诉;行政诉讼;原告;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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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

    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比被告的败诉率低;十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大河报》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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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

    十年前的行政诉讼中,作为原告一方的老百姓还有30%的胜诉率,这个比例其实并不算高,遗憾的是,十年后,这个比例居然降至10%以下,甚至有些地方是2%。与此同时,行政诉讼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行政案件件件上诉。那么,“民告官”中民众的胜诉率到哪儿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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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

    有人会说,那是因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平提高了,他们在行政诉讼中的胜诉率相应地提高了;此外,滥用诉权的民众多了,他们本来就无理提起诉讼,自然败诉率也提高了。我不排除有这些因素存在,但看看每年媒体曝光的行政机关滥用权力的案例,看看每年有多少群体性事件发生,我们就知道,“民告官”胜诉率骤降另有主因。连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也认为,“现在体制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诉讼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尴尬的现状: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不到10%

    具体剖析,首先,一些地方政府无端限制公民的诉权,致使大量滥用行政权力的案件不能进入行政诉讼渠道,譬如,一些地方政府规定,征地拆迁、企业改制等所谓敏感案件,当地法院不能受理。而恰恰这样一些所谓敏感案件,是公权力滥用最集中的领域,往往这样的案件如果真上法庭审理,可谓“一告一个准”。如果准许民众就这些案件上法庭状告当地政府,行政机关自然就可能大量败诉,公民的胜诉率就会大大提高。

      民告官,难告赢’,到底是民‘不懂法、不会告’,还是法院‘被干预’?”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在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会议室请有关专家就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接受记者采访。

    其次,即便案件进入诉讼程序,但有些地方政府总是能通过各种手段让原告撤诉。譬如,有些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行政机关可能败诉,但某些地方政府总是要么通过威胁、利诱,要么在其他问题上大做文章,迫使原告不得不申请撤诉。如此,明摆着要胜诉的案件,又没有进入实质的审理程序,民众的败诉率当然提高了。

      大河报作为北京之外仅有的三家都市报之一,参加这次采访。当大河报记者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提出上述问题后,他连连点头称:“谢谢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第三,就算案件进入了诉讼程序,一些地方政府的威胁、利诱无效,公民坚持要走完诉讼进程,但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在地方党政机关,地方党政机关总能制造有形或无形的压力,让法官自觉不自觉地袒护行政机关。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就说:指责法官不够勇敢、不够公正,是有失公允的,“法官如果违反了‘潜规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有的法官因为坚持法律、依法判决,被调离审判岗位、免去职务,还有被追究的。”本来可以胜诉的案件,却在行政干扰下败诉,民众的胜诉率当然不高了。

      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有个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

    好在,针对“民告官”中民众胜诉率去哪儿了的问题,目前也有好消息传来——最近修订的《行政诉讼法》通过,针对“立案难”,它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有望畅通诉讼渠道;针对行政机关威胁、利诱公民撤诉,该法规定,以欺骗、胁迫等非法手段迫使原告撤诉的,将予追责,让公民更放心去告官;针对法院审判受到地方干扰,该法规定,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同时,司法机关省以下统一管理的改革也正在稳步推进,如果改革成功,相信这种干扰会越来越少。

      “现在我们已经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他坦言,个中原因非常复杂:行政审判是一个“年轻”的审判,有法院自身的原因,也有老百姓“不会告”的原因,但最突出的,还是目前审判体制不配套、不适应。现行体制下,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不仅行政审判、民事审判甚至刑事审判都受制于这种环境。

    只有在“民告官”中,民众不用考虑案外因素,行政权力才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建设起来。

      行政审判“受困”最突出,“因为行政审判的被告就是当地政府以及行政机关,审理的行为就是政府的职能行为。”王振宇拿出一组数字:行政诉讼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行政案件件件上诉。

      “现在体制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诉讼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王振宇说,老百姓很难相信法院会“顶住压力”,为民主持公道。这是司法公信力的问题。“司法公信力就是法治的生命线,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说明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在司法改革乃至中央一些政策、包括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明确强调,人民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

    民告官案的尴尬

      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

      行政诉讼案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件件上诉。

    肯定河南做法:异地审理民告官,符合司法改革方向

      事实上,为了减少政府干预,我省从2013年起试点民告官案件异地审理,首次将原本应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判的案件放在了商丘虞城县法院公开审理。去年9月,信阳、南阳、安阳成为我省法院行政案件异地审理的改革试点。截至今年5月,信阳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56件,审结183件;中院受理二审案件41件,审结35件。行政机关败诉率上升17%,群众的胜诉率大大增加。

      今年5月28日,河南省高院在全省中院实行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分工,如郑州中院管辖本应由许昌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许昌中院管辖本应由郑州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并且这三类案件,异地审理。一、以县级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实行异地管辖;二、以设区的市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地级市政府)为被告案件,一律实行异地管辖;三、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案件,不论级别高低,一律实行异地管辖。

      如今,新修的行诉法正式推行异地审理这一制度,如何评价河南的先行?王振宇说,只要符合行诉法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对摆脱目前的体制困境有探索,我们的态度是支持的。“我们提出要把这种经验推广出去。原来的异地管辖一般都是一审案件,在基层法院的层次,河南的异地管辖实际上是把二审也纳入进来了,中院也交叉,这符合现在司法改革的方向。”他肯定道。

    处方

    1、明令行政机关 “别插手 ”

      “为什么法院明知行政机关违法却难以判决其败诉?原因很简单,就是法院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法院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有形和无形的干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

      “我家乡有一家全国行政审判先进法院,但法官告诉我,这些年来凡是告县政府的,老百姓没有一个打赢官司的。”何海波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他认为:指责法官不够勇敢、不够公正,是有失公允的。“法官如果违反了‘潜规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有的法官因为坚持法律、依法判决,被调离审判岗位、免去职务,还有被追究的。”

      11月1日,被称为“民告官”法的《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诉法)在颁布25年来作出首次修改,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还在立案、判决等方面做出新规,旨在消除民告官的“难”。这“药”到底是否对症、剂量如何、疗效怎样?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昨日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负责人,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法律专家,就此接受记者采访。

      大河报作为北京之外仅有的三家都市报之一,参加了本次采访,这也是本报今年之内两次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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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王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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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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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

    尴尬的现状:民告官案原告胜诉率不到10%

      民告官,难告赢’,到底是民‘不懂法、不会告’,还是法院‘被干预’?”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在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会议室请有关专家就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接受记者采访。

      大河报作为北京之外仅有的三家都市报之一,参加这次采访。当大河报记者向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宇提出上述问题后,他连连点头称:“谢谢你提出的这个问题。”

      王振宇介绍,我国行政诉讼有个特点就是原告的胜诉率即被告的败诉率低。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

      “现在我们已经感到这是一个问题。”他坦言,个中原因非常复杂:行政审判是一个“年轻”的审判,有法院自身的原因,也有老百姓“不会告”的原因,但最突出的,还是目前审判体制不配套、不适应。现行体制下,人民法院受制于地方。不仅行政审判、民事审判甚至刑事审判都受制于这种环境。

      行政审判“受困”最突出,“因为行政审判的被告就是当地政府以及行政机关,审理的行为就是政府的职能行为。”王振宇拿出一组数字:行政诉讼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有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行政案件件件上诉。

      “现在体制的问题,已经导致行政诉讼的功能受到了很大的制约。”王振宇说,老百姓很难相信法院会“顶住压力”,为民主持公道。这是司法公信力的问题。“司法公信力就是法治的生命线,十八届四中全会已经把它提到这样一个高度,说明这是一个要命的问题。”

      他指出,在司法改革乃至中央一些政策、包括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明确强调,人民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

    民告官案的尴尬

      10年前被告败诉率占30%左右,近年来下降到10%以下,有一些省份甚至只有2%。

      行政诉讼案的上诉率是最高的申请再审率也是最高的大概是民事和刑事的6倍和8倍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件件上诉。

    肯定河南做法:异地审理民告官,符合司法改革方向

      事实上,为了减少政府干预,我省从2013年起试点民告官案件异地审理,首次将原本应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判的案件放在了商丘虞城县法院公开审理。去年9月,信阳、南阳、安阳成为我省法院行政案件异地审理的改革试点。截至今年5月,信阳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256件,审结183件;中院受理二审案件41件,审结35件。行政机关败诉率上升17%,群众的胜诉率大大增加。

      今年5月28日,河南省高院在全省中院实行行政诉讼异地管辖分工,如郑州中院管辖本应由许昌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许昌中院管辖本应由郑州中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并且这三类案件,异地审理。一、以县级政府为被告的案件,实行异地管辖;二、以设区的市政府(也就是通常说的地级市政府)为被告案件,一律实行异地管辖;三、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案件,不论级别高低,一律实行异地管辖。

      如今,新修的行诉法正式推行异地审理这一制度,如何评价河南的先行?王振宇说,只要符合行诉法的规定,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对摆脱目前的体制困境有探索,我们的态度是支持的。“我们提出要把这种经验推广出去。原来的异地管辖一般都是一审案件,在基层法院的层次,河南的异地管辖实际上是把二审也纳入进来了,中院也交叉,这符合现在司法改革的方向。”他肯定道。

    处方

    1、明令行政机关 “别插手 ”

      “为什么法院明知行政机关违法却难以判决其败诉?原因很简单,就是法院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法院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有形和无形的干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何海波认为。

      “我家乡有一家全国行政审判先进法院,但法官告诉我,这些年来凡是告县政府的,老百姓没有一个打赢官司的。”何海波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但他认为:指责法官不够勇敢、不够公正,是有失公允的。“法官如果违反了‘潜规则’,将承担不利的后果—有的法官因为坚持法律、依法判决,被调离审判岗位、免去职务,还有被追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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