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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李泽厚,李泽厚的青年精神现象学

发布时间:2019-10-13 23:36编辑:军事国防浏览(131)

    进入专题: 李泽厚  

    1979年,李泽厚《批判理性的批判》出版后,迅速成为青年导师,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青年的发言,支持青年的道路。八十年代,他的作品影响了整个一代人。

    刘绪源   萧功秦 (进入专栏)   刘再复  

    在他的作品和访谈中,青年和读书是两个重要的主题,这既包括了他对于青年的人的期待,也代表了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憧憬。那么,他是如何看待青年的呢?李泽厚的同代人,认为“红卫兵”一代,在文革中失学,没有很好的文化功底,所以中国学术的前景黯淡。但李泽厚争辩说,中国的青年人很好学,在文革中也有坚持读书的,因此,对未来一代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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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八十年代的李泽厚不仅是青年人的导师,也成为了青年人眼中的学术权威,是需要被打倒的。许多年轻人站出来,通过写文章抨击李泽厚文章中的缺陷,认为李泽厚已经过时了。当然,也有青年学者通过学术著作,与李泽厚商榷,通过引入新的学术思想,来对抗康德启蒙哲学和现代性。

      

    对此,李泽厚给予了不同的回应,对于前者,李泽厚劝青年人可以多学习一些平面几何和逻辑学,这样有助于厘清文章的思路。对于后者,李泽厚表示肯定,希望能够有从学术角度阐发,欢迎青年人的批评。这样的态度,预示了青年人未来的不同走向,一部分青年选择了激进的政治道路,另一部分青年选择了保守的学术道路。而李泽厚则是夹在激进与保守之间的过时的人物了。

       今年4月,李泽厚先生在国内出版了谈话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在对话者刘绪源的层层追问下,他从九大话题入手,不仅总结了他十几种重要著作的来源和思想脉络,更借此机会阐发其哲学本体论及核心价值观,包括在海外20多年沉潜往复形成的诸多思想,和对未来中国、人类走向的看法。最近,几位学者聚集上海,就他的谈话及哲学思想深入探讨。

    九十年代,李泽厚逐渐淡出大陆,不过他仍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声音,他与刘再复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和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提出学术家登场,思想家淡出。这两个九十年代初提出的观念,对于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告别革命和回到乾嘉几乎成了九十年代国学热的招牌,至今余音未绝。

      

    九十年代,青年走向传统学术和保守主义,这大体上延续着李泽厚要求的深入研究,多做个案的说法,当然李泽厚不一定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影响,但是这个预测是准确的。至于保守主义,其实就是告别革命的学术说法,许多青年厌倦了广场运动,转回身进入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样的氛围下,李泽厚表示青年人多读书是对的,但是如果放弃了社会关怀,恐怕也不是他的初衷。

       从“哲学创作”而非“哲学研究”

    不过,我们看到社会的发展,已经脱离了李泽厚的预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后,自由主义、新左派和保守主义三足鼎立,昔日的青年已经成为了称霸一方的教主。已经年迈的李泽厚的忠告,对于这些昔日的青年还有效吗?

      

    回顾李泽厚与青年的关系,其实他眼中的青年只有那么一代,他对话的青年,其实也就那几位。但是,他所表达的看法,却能够感觉到,青年虽然年年有,但是出的问题,也是相同的。无论年轻时候的政治义愤,还是中年后的学术保守转向,似乎描述的是青年的精神特征,而不只是一代青年而已。看着周围许多朋友,从青年时期的义愤填膺,逐渐淡出政治,转向关门闭户的学术生涯,就觉得也许李泽厚讲述的是青年们的精神现象学,而不仅仅是对青年们的忠告。

       刘绪源:《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本书作者之一

      

       我先转达下李泽厚先生关于书名的想法。《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申明,这不是他登场,他是退场,因为已八十多了;他希望年轻一代登场,希望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中国传统能在世界上发出更大的声音。另外,有人说题目太大,相比之下内容显得简略,有点压不住。所以他希望能再认真谈一次,把这个话题讲充分。

       这本书主要是回顾了李先生的学术经历和他的重要著作,并突出剖析了他的“情本体”哲学思路。另外,本书也突出强调了李先生的“哲学创作”,而非“哲学研究”,他有那么多原创性的东西,即使是写康德,他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东西。中国有无数哲学教授和哲学研究者,然而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在哲学、美学、思想史等领域提出自己的创见,并在世界哲学的发展中留下痕迹的,却并不多。李先生无疑是其中佼佼者。

       这次对谈还使我对对话的形式有了新的体验。我发现,对话的双方,关系既不宜太近,也不宜太远。两个对话的点就像两块磁铁,离得太近就吸在一起,成为一块,没有张力了,对话也就成了独白;但是太远也不行,相互太不了解,不能形成磁场。

       比如,我在阅读中发现,李先生的文章非常好看,哪怕内容艰深如《巫史传统说》,也是娓娓而谈,充满节奏感,还不时出现华彩乐段;但他的一些自问自答的对话,读起来就很困难。这是因为他写文章时,面对的是读者,还是保持一定距离的;但自问自答,距离就非常近,近到几乎没有。这就像茨威格《象棋的故事》里的主人公,被长期关在纳粹集中营里,自己跟自己下棋,棋速越来越快,从监狱出来后,连世界冠军也受不了他的棋路和速度了。自己跟自己对话就是这样,密度很高,所以一般读者接受起来很难。

       两个人对谈,最好不是师生,因为学生最不易超出老师的思考范围,最后就又变成讲课;最好也不是同行,同行对话,专业性太强,那还不如去读文章;最好也不是“粉丝”,那又容易造成仰视,难有新意,更不会碰撞出新的火花。如果既很了解又带有一定的陌生感,既充满浓郁兴趣又确有急于解开的疑惑,既是问学又有一定的论辩性,既有学术性又有趣味性,那才是理想对话。刘再复先生和李泽厚的对话《告别革命》,两人有共同的经历和思考,但又不完全同一,一个是文学家,一个是哲学家,内在的磁场就十分丰富,写出来也就好看而耐读。对此,我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争取接下来的增补本,能做得更好吧。

      

       “试错”探寻出路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李泽厚先生是一个思想史学者,但又和一般思想史学者不同,因为他有很强的史学、史识和史才。他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举重若轻,常常几句话就点到要穴。比如说到自由主义,他认为“天赋人权”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特定的时代里有其特殊功能,对打破迷信与启蒙有一定作用。我觉得这个分析非常准确,因为我们很多自由派还在用“天赋人权”来套世界、套中国,觉得这套东西就是好的,不拿来就是反动的,反动就要斗争,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出现了很多问题。

       谈到民族主义,李泽厚强调一个国家强大的时候特别要防止民族主义。因为现代社会当中,由于商品化、世俗化,基本精神是很平庸的,而民族主义恰恰在反平庸上有一种精神的补偿。所以一个后发展国家在一定时期出现了民族主义的膨胀,实际上就是浪漫主义。

       提到新左派,他又不像很多自由派知识分子那样一棒子打死。他认为新左派也有值得同情之处,他们提倡不要把中国美国化,中国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道路,才能够找到新的健康的发展方向,从这一点来说新左派是对的。但他同时又指出新左派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比如新左派要打中国的资本主义,把中国的改革当做资本主义来批判,这是找错了对象,中国现在是要发展和进步。

       评点了这些之后,中国应该怎么办?李泽厚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念,说中国首先要考虑哪些路是不可以走的。我们首先不要从理性上认准目标、设计目标,因为人的分析能力是有限的,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目标往往很危险。那怎么办?试错,在尝试和错误当中寻找新的机会。我们要知道哪些路是死胡同,通过经济的办法,重新寻找出我们的道路来。这点对我很有启发。在我看来,这里面有着某种保守主义经验论的智慧,不管李泽厚是不是同意接受这一观点,我仍然这样认为。

       李先生对中国发展的大思路是很有见解的,十几年前李泽厚提到未来中国目标时就谈到,首先是经济发展,然后是言论自由,再后是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这是以他的常识哲学和经验论思考作为基础的,不是从乌托邦的原则推导出来的。

       中国最近十年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国内从思想界到大众,社会共识正在逐渐消失。整个社会正在呈现出一种共识逐渐瓦解的危险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李泽厚提出的思想和观念,从经验试错这个角度探讨哪些路不可以走,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多年以前李泽厚、刘再复先生提出告别革命,遗憾的是当权者没有读懂,一看到要告别革命就以为要和共产党告别了。其实,只要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思维定势来思考问题,就会发现,李泽厚要告别的是激进主义思维方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这正是执政党自己正在努力强调的东西。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了,中国需要明白人,如果没有明白人,大家跟着一起倒霉。我们现在特别需要明白人,特别需要多读理性的书,使我们的民族能够避免最近可能出现的民族共识的分裂,走出中国现代化的困境。

      

       中国如何可能?

      

       刘再复:作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

      

       李泽厚最推崇康德。康德的总题是“认识如何可能”,李泽厚研究“人类如何可能”。对这个问题,西方哲学给出两个答案:一是上帝使人类可能,二是进化使人类可能。李泽厚扬弃了这两个答案,他的回答是:人类使人类成为可能。人类通过主体的实践,通过历史的积淀,实现自我。

       接下来还有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我希望能成为将来对谈的重点——中国如何可能?李泽厚总的观点是,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从学术表述来说,第一,他将林毓生先生的“创造性转化”加以变化,提出“转化性创造”。林先生的提法容易被误解为转向他式,即转向西方既有的方式,李泽厚认为不能简单地转为西方的,同时也不能简单地坚持我们已有的所谓“中国模式”。我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化自式。现在可以说,只有中国能够创造这个自式,而且就在今后的二三十年,要抓住这个时机。

       第二,西体中用。这不是说以西方为主体,中国只是拿来应用一下,关键是这个“用”字,西方的普世价值、文明成果拿到中国来,怎么用?比如民主理念,现在世界上很多民主政治变成了选票政治,以争取选票为目标,势必不能考虑这个国家的长远利益,问题非常大。可是我们又要坚持民主理念,那怎么办?这些东西都是很关键的。

       第三,经济发展、言论自由、社会公平和政治民主四个阶段,这种说法被批评得很厉害,因为把政治民主放在了最后面。但中国要创造自己的方式,必须要这么一个过程。俄罗斯不是这样,首先搞政治民主,行得通吗?我们是十几亿人的中国,首先要发展经济,这是因为我们过去有教训。经济发展了,慢慢可以说自己的话了,而且成了中产阶级的,说话就比较有责任——无产者说话是最不负责任的。这之后是社会公平,这不能一下子放在优先地位。邓小平首先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中国变成有动力的国家,他的功劳在于把历史主义而不是伦理主义放在优先的地位。他把潘多拉魔盒打开了,但第二步还没有完成。西方的启蒙学者动破脑筋,就是在考虑欲望出来了怎么办。他们想到的公式是,用欲望制衡欲望,从经济、政治、新闻媒体,甚至宗教上加以制衡。这个我们现在动不了,所以最后一个才是政治民主。

       还有就是告别革命。暴力革命常常不是发生在贫困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涨时期。因为经济上涨会产生两极分化,社会矛盾会激化。我们通过五四运动接受的西方文化有偏差,以为存在绝对平等,事实上社会矛盾永远存在。平等是人格上、心灵上的平等,经济上的平等是永远的乌托邦。要清楚这一条,否则一定会导致革命。当然,我们同时要调节贫富悬殊,保证社会公平。

       阶级矛盾如何解决?有两种基本解决办法,一个是阶级调和,一个是阶级斗争。阶级调和就是对话、商量、妥协,阶级斗争激烈的形式就是暴力革命,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暴力来推翻政权。哪个方式更好?我们认为还是阶级调和的方式最好。中国文化有一个大传统是尚文,还有一个小传统是农民起义。告别革命是告别小传统,回到大传统。20世纪全人类有两次共同的死亡体验,我们中国还有三次内战,这么大的体验和教训,难道还不能学一点东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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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责编:lizhenyu 发信站:沉思网(),栏目:天益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data/42112.html 文章来源:《新世纪》2011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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