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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哲学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纯粹理性批判

发布时间:2019-10-16 03:15编辑:综合其他浏览(191)

    进入专题: 形而上学   康德  

           由于康德第一批判篇幅很长,所以我选择先略读了一般,现在正在精读并做批注,已进行到导言部分第五节,获益颇多,来此分享,非专业人士可能读起来有些吃力。

    新葡京官网,● 邓安庆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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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哲学史的了解,我首先认识到了康德写下《纯粹理性批判》的动机。在康德之前的时代,哲学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由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贝克莱和洛克以及休谟组成的经验主义派哲学和由斯宾诺莎、莱布尼茨等欧洲大陆哲学家组成的理性主义派哲学。两派分别代表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主张真理和知识的来源是经验的归纳,理性主义则主张知识需要通过演绎推理来获得。理性主义者所有的结论都建立在不一定正确的公设上,并且会陷入独断论。而因果律和归纳法是循环论证,休谟认为因果律是人的错觉,所以归纳法也不存在。如果因果律不存在,科学将会没有基础。经验主义陷入了休谟的怀疑论。康德的动机则是拯救形而上学于怀疑论和独断论,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基础,为科学和知识奠定基础。

      

           再谈一下对于第一批判内容的大致认识。在康德哲学中,世界分为表象世界和物自体。我们只能认识表象世界。在表象世界,知识的来源于知性和感性。只能通过人的感性认识能力所先天具有的直观形式即空间和时间去整理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引起的感官材料,才能获得确定的感性知识。感性无法直接提供知识,只能通过知性范畴综合或连接。而真理是知识和判断必须符合我们的认识条件、感性的先天形式和知性的先验范畴。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哥白尼翻转)。想象力是感性与知性的中介,既具有感性特点,也具有知性特征。想象力通过其产生的图型使知性范畴合理运用于感性直观。而自然科学最根本的基础的三条最普遍原理是经验类比中的“实体持存性原理”、“按照因果律的时间相继的原理”和“按照交互作用律并存原理”。知性的先天原理只是对现象有效,对超越现象的自在之物或本体则无效,严格划分可知的现象和可思而不可知的本体的界限是第一批判最根本的要求。当理性不可避免地要超越现象去认识超验的本体,由此产生的作为自然倾向的形而上学只不过是先验幻想,不是真正的科学。

      [内容提要]从“知识”以“对象”为转移到“对象”以“知识”为转移的这种所谓康德“哥白尼式革命”并非单纯地是一种认识论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的确立。这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首先要“革”的是“自然的认识方式”的“命”,正是以此“革命”为基础,康德才得以可能“革”了旧形而上学的“命”。“旧形而上学”之“旧”在于其固执于“自然的认识方式”,误以为“形而上学”是一种超验的“知识论”;而新的哲学思维态度,要为这种“知识”划定限度,使“超验的”知识成为不可能,从而拒绝形而上学成为超验认识论的诱惑,但要使“超越的”实践成为可能并在这一限度内来为“信仰”保留地盘。这种信仰首要的是对实践理性之自由的信仰。因此,新的哲学态度下的Metaphysik不再是按照“自然倾向”去认知的“知性形而上学”,而是以道德实践之自由(道德行动)为目的的“行而上学”,康德哲学所实现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是一场形而上学的革命。正是凭借这场革命,后现代主义者们才有可能既拒斥形而上学,却又自觉不自觉地不断落入到所谓的“后形而上学”之中。如果还能有什么“后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它只能是实践倾向的行为形而上学。


      [关键词]哥白尼式革命,形而上学,行而上学

           但是,我对于康德第一批判也有一些疑惑。

      

           1.首先是因果律和自由意志问题有一些怀疑。康德将因果律纳入先天认识形式,而将自由意志纳入物自体。也就是说康德回避了自由意志和因果律的矛盾,让自由意志受物自体保护而不能为因果律决定。言外之意是科学永远不能研究自由意志。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康德哲学实现了一场“哥白尼式革命”,这对于了解西方哲学的人早已是一个常识了。但正因为它是常识,也就不大有人再去深思其真实含义,使得其真正意义至今仍在遮蔽中。

           2.还有,如果人类用任何方式都认识不了物自体,而且物自体概念并不能影响康德第一批判其他部分的结论,那么物自体是不是应该被奥卡姆剃刀剃掉。(更新下,物自体是为了给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留位置的。)

      这一长久的遮蔽史之所以延续至今,源头不在别处,而在康德自身说法的比喻性和思想的内在缠绕与紧张性。他自称的哥白尼式革命是这样说的:

           3.康德第一批判的自我矛盾。康德认为物自体是产生表象的原因,但是因果律只存在于表象世界人的先天认识形式。物自体缺乏因果律支撑,如何能作为表象的原因?

           以上是我对康德及其第一批判的理解及疑惑。

      “人们向来都以为,我们的所有知识都必须以对象为转移;但在此前提下想通过概念来先天地构成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期扩展我们知识的所有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一试,假定对象必须以我们的知识为转移……看看这样一来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不是有更好的进展。”( BXVI)[1]

      尽管康德自己确实有颠倒知识与对象之关系的这个说法,但句尾的这句“看看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不是有更好的进展”十分核心的话被忽略了,从而把以对象为转移的认识活动转向以知识为转移的认识活动称之为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显然是有问题的。由于几乎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都沿用了这一说法,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过怀疑。不过,提出质疑的人还是有的,早在100前,英国学者亚历山大(S.Alexander)就明确指出:

      “康德自己把他信为他正在实现的革命,标志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这是很滑稽的。但是除他相信这是一种革命之外,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是哥白尼式的。如果凡是把原来处理的名词的秩序倒转过来的变更,凡是原来说B是依赖A而现在说A是依赖B的那种变更,都是哥白尼式的话,那么康德相信他把心依赖物的秩序颠倒过来了,而说他实现了一种哥白尼式革命便是对的。但是在任何其它意义上,他都是不对的。因为他的革命,只要它算是革命的话,的确是反哥白尼式的。” [2]

      这一质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显然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因为按照亚历山大的结论,说康德哲学的革命是“反哥白尼式的”,具有“托勒密性质”更让人不得要领。实际上,康德这段话的根本,不在于究竟是知识要以对象为转移还是对象要以知识为转移,而在于,通过这种颠倒形成一种新的哲学思维的方法,以考察形而上学究竟如何才能有更好的进展,这才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操心的核心问题。因此,不从知识与对象依赖关系的“颠倒”与“形而上学的更好进展”之关系出发,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进而言之,如果这种“革命”能够是一种哥白尼式革命,必定就是某种形而上学的革命。为了论证这一点,我们首先要阐明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关系并未在知识论上实现哥白尼式革命。

      

      1、颠倒知识与对象的关系为什么不是知识论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康德在上述引文中的语境是向来所认为的“知识必须以对象为转移”在扩展知识上的一切尝试的失败,而如果把它颠倒为“对象必须以知识为转移”,在扩展知识上同样还是失败,那么就不能认为这种颠倒具有哥白尼革命性质了。因此,说它具有哥白尼式革命性质,必定是在别的方面,即形而上学的好的进展上。但考察形而上学上是否有好的进展,为什么要假定“对象必须以知识为转移”呢?这里的“对象”是一般知识的对象还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一般知识(科学)的“对象”和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之分别。牙医的知识对象是“牙齿”,生物学的对象是生物,植物学的对象是植物,动物学的对象是动物,如此等等,都是我们中国哲学所称的“器物”;而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是什么呢?我们中国哲学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就是说,像“道”这种无形、无象的东西才是形而上者。所以,一般知识的“对象”就是知识者所“面对的”东西(Gegenstand),而形而上学(哲学)的对象也可以说是我们“面对的东西”,但它“无形”、“无象”,而是无法完全对象化出来的。任何对象化出来的东西,都只能是它的一种“现象”,而不是它本身。像“宇宙”、“世界”“灵魂”等等,都是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对象”,但它们是无边无际的,任何显现出来的都不是它自身,最多只能说是它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知识用知性范畴对它的规定都不可能是其自身总体性的规定,而只能是对其现象(表现出来的)的规定。

      由于这样一种区别,说科学知识必然是依赖于对象的,这是一种自然的认识,医学的知识依赖于对人体这一对象的认识,生物学知识依赖于对生物这种对象的认识,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形而上学的知识,如果也依这种自然的认识,说“宇宙”是关于宇宙的知识,就是无意义的,因为你从来没有“直观到”宇宙本身(总体),你怎么会有“宇宙”的知识呢?你不可能有关于形而上学“对象”的知识,却非要说它“是什么”,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呢?

      引起康德焦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原来深受莱布尼茨形而上学的影响,严谨地对待形而上学的思维传统,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形而上学当作最高贵的思辨的科学。但是,当休谟的怀疑论把他从独断主义的迷梦中惊醒之后,他惊讶地发现,形而上学是一个“宽广无边而波涛汹涌的海洋,是真正的幻相之驻地”[3],它的“对象”拒绝言说,有如“道,可道,非常道”,你无论说“上帝”、“宇宙”、“世界”是什么,它都不是什么,永远有一个与之对立的“什么”也能成立(二律背反)。所以,康德立志要揭开形而上学之谜,他不仅要探求,一切形而上学知识的特点,而且要从根基上追问:一般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又是如何才可能?

      追问的结果是形而上学不仅是出于人类的自然倾向,而且是根源于人类的理性本性的。作为人类的自然倾向,形而上学是人类无限求知欲的表现,在有了对可经验“对象”的科学知识之后,还要进一步对这些可经验对象“背后”的超验“本体”进行认识,而超验本体是非对象化的东西,形而上学却依然以经验知识的认识方法把它们当作经验的“对象”来对待,结果只能导致一些“幻相”或“二律背反”式的论断。但是,就形而上学是根源于人类的理性本性而言,对待形而上学不能像休谟等经验主义者那样,简单地宣布它是假问题,用复合观念(complex ideas)的感官根源的研究取而代之,康德说这是“一种不可取的因噎废食办法”[4]。既然形而上学的问题出在以“自然的认识方法”对待超自然、超经验的“对象”上,那么,解决问题的方法就不能再让知识依赖“对象”(因为无“对象”可依),而要让“对象”依赖“知识”。

      但什么叫做“对象”依赖“知识”呢?如果所谓的形而上学之对象是“无对之象”,那么它又如何依赖“知识”呢?

      形而上学之对象是不可对象化的,但我们还会以自然的方式称其为“对象”,康德告诉我们,这是一种“悬拟的”(problematisch)东西:作为客观对象之总体,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我们先“悬拟”地把它称之为“世界”;作为主观对象之总体,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先“悬拟地”称之为“灵魂”;而作为主观对象和客观对象之更大的总体,我们更不知道它是什么,也“悬拟”地称之为“神”或“上帝”。而这些“对象”如何依赖于“知识呢?这里的“知识”严格说来,是指认知的能力或知识的先天可能性条件。因此,所谓对象依赖于“知识”,指的就是在认识“对象”之前,先考察我们的认识能力,看看我们是否有能力去认识它们,或者说我们认识它们的先天可能性条件是什么。

      这是一种先验的(即先于经验)认识态度,区别于一般科学的自然认识态度。后者如胡塞尔所说,从不进行认识批判,就把知识看作是客观内容的主观构成物,但实际上,“自然知识始于经验并保留在经验中”[5]。而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超越于经验的,是经验无法企及的,所以,不先进行知识可能性的批判,就以自然的认识态度和方法断言它是什么,就会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是“独断论”(莱布尼茨式的形而上学),要么是“怀疑论”(休谟哲学)。所谓“独断论就是纯粹理性没有预先批判它自身能力的独断处理方式”[6],这种处理方式的无效性在于,当科学知识的原理超越了“一切经验的界限时,就不再承认某种经验的试金石了”,[7]而既缺乏“经验的试金石”,又缺乏超验的“范导性原理”的形而上学,就只能成为“无休止争吵的战场”。后来黑格尔也把它描绘成一个没有“进步”,而只是“每一个杀死另一个”的“堆满死人的骨骼”[8]的战场。没有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态度来处理形而上学的“对象”,形而上学就只有死路一条。

      但问题是,如果颠倒对象和知识关系,变自然认识态度为先验认识态度,就能消除独断论和怀疑论,使形而上学获得更好的进展吗?如果不能,这种颠倒同样是不成功的,也就无所谓哥白尼式革命了。因此,关键在于,看我们采取了先验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之后,对形而上学造成了什么后果。

      “先验的”认识态度在对知识的先天可能性条件的考察中,得出了一种“构成性的认识原理”,即所谓知识,是我们的先天认识能力(包括感性,知性和理性)对外界对象刺激我们的感官所获得的感性“质料”进行综合统一的“构造”之结果,就是说,只有当我们按照感性和知性的构成性原理主观地构造出“对象”来,才能说我们“认识”了该对象。

      在此观念下,感性知识是我们认识主体以先天的时空形式来综合统一感性材料的结果,而知性知识是我们主体以先验范畴对感性知识进行规定的结果。所以,构成性的认识原理,依赖于主体先天的认识构架(感性的和知性的形式)与经验性素材的结合,缺一不可。经验性素材来自于事物对我们认识能力的“显现”,或者说我们认识能力对这种显现的“接受”,而先天的形式(如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知性形式:先天范畴)则是“先于”经验就有的,但只有它才使知识的“构成”成为可能。所以,如果对超验的“本体”界获得知识,即使像是在宗教和神秘主义者那样承认的那样,我们能够获得某种神秘的经验,即使把经验知识和知性知识视为本体之现象的知识而作为知识的质料的话,那么我们也缺乏比知性范畴更高的理性范畴作为形式来进行综合统一的“构成”。

      独断论由于不考察这种可能性,就把只能适用于现象界的知性范畴用来规定本体,结果导致的就不是知识而是幻相。所以,至此为止,康德的分析表明,颠倒对象和知识的结果,对于知识而言,形成了一个限制性概念:本体是不可知的,要把知识“扩展”到现象之外的本体上去的努力,依然会像“知识以对象为转移”的自然认识一样遭受失败。但它具有一种消极的意义,就是“藉此克服它(指形而上学—引者)作为最终科学或最高科学的诱惑”,这是“康德尝试解开形而上学之谜而…对抗休谟怀疑论攻击的唯一可能的证成方式”[9],当然也是消除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此而言,颠倒知识与对象之关系,在知识论上鉴于其也不具有扩展我们知识的作用,我们自然不能认为它具有哥白尼式革命的性质。但鉴于它具有克服形而上学独断论的作用,它具备了在形而上学实现“哥白尼式革命”的可能性,不过是不是真的实现了这种革命,还要视其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取得“好的进展”而定。

      

      2、什么是康德所谋求的“形而上学任务中的好的进展”?

      

      既然形而上学是作为自然倾向而可能的,这种自然倾向是一种彻底的、系统的理性兴趣,即理性为所有“有条件者”寻求“无条件者”的兴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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